霍克海默:从反专制主义到哲学殖民主义

对殖民地问题的不理解最终形成了一股思潮,我们要感谢这股思潮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所做的精辟而尖锐的分析。我指的是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其 1942 年的著作《专制国家》中总结了始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谴责是无条件的:在俄国,存在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当然,我们需要承认,它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增加了生产”,这对“世界上经济落后的地区”大有裨益,使它们能够迅速弥补相对于更先进国家的落后。现实诚然,布尔什维克铁腕统治下的俄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典范,但谁能感受到它的魅力呢?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纳粹军队在征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之后,已经来到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门口。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全体人民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们或死于可怕的战争机器之手,或被无情的围困和由此引发的饥饿。在这种情况下,唤起“议会民主”,甚至废除国家的乌托邦思想又有什么意义呢?此时此刻,希特勒的计划似乎就在眼前,这个计划的明确目标是奴役东欧人民,以建立一个大陆规模的殖民大帝国。

如果屈从于巨大的军事机器和野蛮的效率实验的巨大压力,苏联可以抵挡,因为它被迫向霍克海默所指的工业发展迈进。但他对这一切都不屑一顾,认为在这场冲突中,一方是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另一方是反殖民主义和反奴隶制,这两者毫不相干。在这位享有盛誉的批判理论家眼中,最应该受到严厉批判的是十月革命中那个濒临被奴役(在人口锐减之后)的国家:

于是,批判理论的危机再次出现。在霍克海默看来,一个致力于强加种族主义国家、消灭和奴役“劣等种族”、消灭被视为“劣等种族”的起义者的政治和种族群体(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国家,与一个知道自己是这一种族主义国家的预定受害者之一并拼命抵御它的国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似乎无关紧要。

即使着眼于过去和一般历史哲学层面,霍克海默也很少或根本没有关注殖民(或种族)问题:“53”因此,他把目标对准了这场革命,这场革命在当代之初刺激了圣多明各受奴役黑人的大起义,并推动雅各宾巴黎会议下令在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另外两场革命——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北美殖民地——也免不了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嫌疑。这两次革命都推进了奴隶制。在北美共和国,革命带来了种族国家的首次出现(并非巧合的是,奴隶主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主持了种族国家)。

霍克海默对法国大革命的谴责是无止境的:“‘无冠耶稣’预示着北欧基督的降临。”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思潮所煽动的人物形象,旨在一劳永逸地打破旧制度下将工人阶级与精英阶层隔离开来的准自然主义壁垒;他致力于重建人民和“种族”之间的天然屏障,这一屏障被圣多明各黑人史诗般的起义和巴黎黑人奴隶制的废除所扫除。

一旦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被摒弃,剩下的就是在被神话化和认同为 “个人自主”的口号和辩护的自由主义面前行屈膝礼。55这种变化也影响了洛克、霍克海默,他被解读为所有人都是 “自由、平等和独立” 原则的拥护者。"56"同样,就像变魔术一样,奴隶制和对黑人奴隶制的辩护在一位哲学家的著作中消失了,而这位哲学家却从中获得了物质利益,他是非洲皇家公司的股东,该公司贩卖人口。

鉴于这些预设(presupposition),霍克海默对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革命缺乏关注、漫不经心,甚至充满敌意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将他所处时代的历史解读为“文明国家”与“极权国家”之间的斗争。冷战时期也是如此:“我必须说,如果文明国家不在军备上花费巨资,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处于那些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之下。如果一个人提出批评,他也必须知道,被批评的人不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57那是1970年。对越战争空前激烈,其殖民性质和种族灭绝行径有目共睹。然而,最权威的批判理论家却毫不怀疑:“文明”的西方必须抵御东方的野蛮人!

非洲裔美国人反对美国南方顽固的白人至上政权的斗争也没有给霍克海默的肯定性造成困扰。是的,他讨论了“当前大西洋以外种族关系的困难局面”,但他强调“黑人活动家对其他黑人的恐怖主义比人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总之,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革命毫无用处:非裔美国人所反对的歧视被置于冷战和反殖民主义革命的议案中,这反映在对美国“黑人活动家的恐怖主义”和第三世界的作用的批判中。

在现实情况中恰恰相反。1952年12月,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违宪,但在此之前,司法部告知最高法院,如果做出不同的判决,就会激化“有色人种”,推动第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这一宣言似乎并没有区分西方和第三世界,因此,即使是当时在越南发生的反殖民主义革命,或几年前在阿尔及利亚取得胜利的革命,也被比作“新恐怖主义”。

这一附加声明具有更普遍的性质:

我们看到的是对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革命以及从殖民枷锁中解放出来或寻求解放的人民的经济发展的谴责。我们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甘于西方以外地区人民群众的贫困,要么陷入被管理世界的恐怖之中。至少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第二种选择比第一种选择要糟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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