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被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切成两半
德拉-沃尔佩被认为是当时意大利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介入了由博比奥在托利亚蒂面前展开的辩论。直接有一点很突出:这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和他的党的书记的立场不同!与后者不同,前者没有提及殖民问题(也没有提及西方自由派敌视革命的能动者 (agents) 永久例外状态)。相反,德拉-沃尔佩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集中颂扬了“大自由”(物质生活条件保障下的个性具体发展,社会主义使之成为可能)。这样做,在一方面他贬低了自由主义国家对自由的司法保障,现在他高兴地将其降格为次要自由;另一方面,他最终确认了博比奥将自由主义传统塑造成普遍享受公民权利、形式自由、次要自由、国家权力限制事业的拥护者。
博比奥曾呼吁通过 “洛克与孟德斯鸠” 学派和《联邦党人文集》来学习和 “理解自由主义”。洛克不仅是组织非洲奴隶贸易的非洲皇家公司的股东,而且正如研究奴隶制的杰出历史学家戴维·布里昂·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所指出的那样,洛克是 “为绝对和永久奴隶制辩护的最后一位伟大哲学家”。至于孟德斯鸠,他曾呼吁注意 “奴隶制在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毫无用处”,因此希望 “将自然奴役限制在某些国家”。13 最后,《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麦迪逊本人就是奴隶主。
被博比奥视为导师的作家们,正是托利亚蒂指责自由主义 “野蛮地歧视人类” 的具身始作俑者。(id_0000)然而,在这篇文章中,这位英国自由主义者却为西方的 “专制” 辩解,说西方对那些仍处于 “隐性服从” 状态的 “少年种族” 实行 “专制”,是为了让他们走上进步的道路。(id_00001)20世纪50年代,印度支那、非洲和整个殖民地世界都感受到了西方强加的 “专制” 和 “默认服从”;在美国本土(至少在南部),黑人遭受着当地警察以及种族主义和法西斯团伙(受到当局的鼓励和容忍)的暴力侵害。而德拉-沃尔佩被 “大自由” 的庆祝活动冲昏了头脑,对博比奥的明显伤痕不闻不问,或者根本无法予以强调。
不幸的是,德拉-沃尔佩是在给人上课:他的弟子们也因很少关注殖民问题而出类拔萃。人们会想到卢西奥-科莱蒂。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他证明了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所珍视的自由的根本局限性,他提到了 “劳改所” 或 “教养院”,在那里,常常是警察一句话,就把失业者和穷人以及所有被认为有 “游手好闲的流浪汉” 嫌疑的人关了起来,并把它们定义为“‘开明资产阶级’的集中营”。不幸的是,“开明资产阶级” 为殖民地的野蛮人保留的集中营部分地破坏了它!
与这种沉默相一致的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决裂之时,科莱蒂对十月革命引发的历史事件进行了灾难性的描述,却只字未提这一事件对世界反殖民主义革命的启示。他在1980年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但确切地说,“像卡尔·科尔施这样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1931年就已经发现了这一危机。”他发现这一危机时,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还相当活跃,以至于希特勒提议将其扩展到东欧以建立“德意志印度群岛”。随后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反殖民主义革命是否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关?这是在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中安居乐业的哲学家的著作中完全没有提到的问题。
事实上,他嘲笑顽固的、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者对 “不发达”国家和“农民”、“农村平民”的兴趣,“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格格不入,而且至少‘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常表现出对他们敌意。”18就好像马克思没有将其著作的相当一部分用于为爱尔兰和波兰人民(均由大量农民组成)的解放而斗争,就好像他(与恩格斯一起)没有对英国工人阶级在实质上从属于英国殖民主义进行尖锐而反复的批判!特别被忽视的是马克思的伟大论述论题:“资产阶级文明的深刻虚伪性和内在野蛮性在我们眼前一览无余,从它的故乡(在那里它以体面的形式出现)走向殖民地(在那里它赤裸裸地出现)”19。
通过将马克思贬低为资本主义统治所采取的“体面形式”的批判者,通过抹杀殖民地问题,科莱蒂毫不费力地对始于十月革命的历史篇章做出了摩尼教式的评价,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场革命的爆发是为了结束“奴隶主之间为巩固和加强(殖民地)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在这位最终皈依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理想的哲学家看来,这些理想永久地体现了自由和宽容的事业。事实上,他并没有忘记提及“印度尼西亚对一百多万共产党人的屠杀”,也没有忘记 1973 年 9 月 “智利军事政变” 和 “阿连德被暗杀”之后的“血腥”。20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提到美国的作用,美国决定摧毁第三世界主义(1965 年他们瞄准的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主要例子),并维护门罗主义(在拉丁美洲)。不,“大屠杀”和“血腥屠杀”只是为了重申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与自由事业的捍卫者西方相比,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实在是太差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