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到反殖民主义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和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促成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化。现在我们必须分析国际形势的迅速跨越形成以及十月革命最初带来的希望与接踵而至的历史发展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愤慨在欧洲共产党人中传播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当务之急是推翻造成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社会政治制度,没有任何中间客观因素可言;一切都取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列宁的观点。他多次指出,“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因为帝国主义以其恶行和引发的大规模动乱,标志着“过渡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的社会经济秩序”。
与过去的动荡相比,地平线上即将出现的质的飞跃将是无法估量的。(1905年革命“在其社会内容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在其斗争方式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它的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贵族,但还不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然而,它的冲击部队是由工人这个卓越的反资本主义阶级组成的)。在直接推翻“帝国主义大屠杀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前夕,革命领袖重申,当时的“伟大转折点”远远超出了俄国:它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主义”的胜利越来越近。
但是,在对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巨大战争进行反思的时候,列宁开始对这一理论和政治纲领产生怀疑。1915 年夏,他把前一年爆发的世界大战定性为“奴隶主之间为巩固和加强(殖民地)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形势的特殊性在于,在这场战争中,殖民地的命运是由大陆上的战争决定的。”这一表述表明,“奴隶主”(即殖民大国和帝国主义列强)掌握主动权的“原初”局面不会持续太久。殖民地的奴隶们很快就会起义。事实上,正如列宁在一年后指出的那样,反抗已经开始了:“在新加坡,英国人残酷地镇压了他们印度军队中的一次兵变。”有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属安南”(越南)和“德属喀麦隆”。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欧洲:爱尔兰奋起反抗殖民统治,而伦敦则通过行刑队恢复了殖民统治。在战争爆发之前,列宁就精确地指出了在地平线上酝酿的巨大革命和民族风暴的两个中心,这将是整个二十世纪的标志:“从根本上说,在第一个中心,希特勒为德国建立大陆殖民帝国的计划将付诸实施;在第二个中心,世界殖民体系(至少是其经典形式)将决定性地走向衰落。(人们会想到中国、印度和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离“唯一的无产阶级”、“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或“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还很遥远。
列宁本人已经意识到殖民地问题的永久性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他的摇摆不定已经变得难以捉摸。尽管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悲壮,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左派队伍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尽管殖民地人民的抗议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合法的,但它们还有意义吗?1914年,对立的帝国主义联盟之间爆发了争夺世界霸权的巨大冲突,难道这还不能说明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企图是多么可笑吗?大卫能拿歌利亚怎么样?即使他们奇迹般地赢得了政治独立,他们也将继续被剥夺经济独立,继续屈从于这个或那个大国的各种形式的压迫。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在世界范围内一劳永逸地结束资本—帝国主义制度。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愤慨和对十月革命的热情的浪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个派别在整个欧洲都非常活跃。
列宁在1916年8月至10月间撰写的报告中提到了“一个左翼团体”的立场,这个团体就是德国的“国际小组”,其成员包括梅林、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根据他们的观点,“在这个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战争已经不再可能。”6有了这种假设,我们就能理解瑞士的报纸《Berner Tagwacht》虽然坚决反对战争,但却对1916年的爱尔兰起义不屑一顾,因为起义的主角是一群试图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建立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的人民。7在帝国主义时代,徘徊于过时的国际中介和省客观间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会忽视和削弱唯一重要的斗争,即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整个世界体系。
列宁激烈反对这个在德国、瑞士和西方极左派中广为流传的论题:
这最后一个批判性意见的结尾不也是在抨击我们看到的列宁在充满希望的时刻所呼吁的“唯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吗?显然,列宁长期以来思想的主要方面是,反殖民主义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以及反资本主义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持续在国际上以及自诩民主的国家内部的民族压迫(例如,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压迫)表明了“民族问题的巨大意义”。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观点首先是在沙皇俄国这个传统上被称为“民族监狱”的国家中产生的,在那里,民族压迫不容忽视,而且,从正确的角度讲,沙皇俄国离殖民世界很近。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和殖民)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正在形成。
我们不能把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仅仅理解为地理界线,因为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来自西方的不在少数。列宁正是在与其中两位——帕拉贝鲁姆(拉狄克)和基辅斯基(普拉塔科夫)——的论战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分裂把民族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构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克服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构成革命纲领的主要问题。“分裂”这一点……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角度来看意义最为重大。
为了重申并正式阐明这一观点,1920年夏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东方人民大会在巴库直接召开。大会认为需要修改《共产党宣言》和《工人国际开幕词》中的口号。新的口号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现在除了 “无产者”,“被压迫人民” 也以其自身的权利崛起为革命主体。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阶级斗争不仅是资本主义大都市的无产阶级斗争,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后一种阶级斗争将成为二十世纪的主要特征。十月革命上台后,向西方发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向东方发出了进行反殖民主义革命的号召。因此,后者从未被关注,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占据了出乎意料的中心地位,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怀疑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