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文化机构与兼容左派
所有革命都会失败。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在这里通过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弗朗索瓦·福雷特(François Furet)的反共产主义著作假装重新发现了这一点。你必须是一个完全的白痴(complete idiot)!" -吉列斯·德勒兹
洛苏尔多虽然是一位杰出而重要的思想家,但他绝没有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得到帝国理论界的大力推广,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全球阶级地位和意识形态的诊断具有非凡的敏锐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毕竟不仅拥有整个生产资料,而且还拥有并控制着知识生产资料:大学、研究中心、智库、出版社、报刊、大众传媒等等。统治阶级在维持可接受的话语界限方面有着既得的物质利益。如果被迫容纳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对公开敌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唯心主义话语的偏好是非常明确的。此外,这些话语往往会促进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而资产阶级文化机构也会反过来促进这些话语,并将其作为唯一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在全球范围内兜售。
西方情报机构深度参与了这一项目,开展了规模庞大、资金充足的宣传活动,旨在重新定义左翼的本质。正如中央情报局官员托马斯-布莱登坦率承认的那样,这些努力的目标一直是宣传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兼容或可敬的左派。“他解释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社会主义者、自称为'左派'的人……是唯一关心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人。“49这就是为什么中情局大肆资助反共的左派知识分子,并在全球推广他们的工作。文化自由大会(CCF)是中情局最重要的幌子组织之一,被休-威尔福德(Hugh Wilford)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和文化赞助人之一。50它在三十五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动员了一支由大约280名雇员组成的队伍,在世界各地出版或支持了大约五十种著名期刊,策划或赞助了135次国际会议和研讨班,出版了至少170本书籍,开办了一个新闻服务机构,其报道覆盖了500万读者等等。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霍克海默参加了该组织的活动。阿多诺等人的著作在其期刊上发表,并且直接与中央情报局特工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合作,后者是德国反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者。1975年,当教会委员会发布关于美国情报界及其滥用职权的报告时,中情局承认它与“数百”个机构中的“数千”名学者有联系(此后的任何改革都没有阻止它继续或扩大这种做法)。
必须通过对阶级利益的分析来理解洛苏尔多所批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主义。他们都是在全球北方精英网络中安身立命的专业知识分子,是一些人所说的新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帝国主义核心的专业—管理阶层。“新小资产阶级害怕下面的无产阶级化,被上面的资产阶级所吸引”,虽然常常对其上层统治者心怀怨恨,但缺乏长期的集体政治计划,他们有时会庆祝提花活动,并支持其社会群体获得更大的触及权力。然而,他们一般不会寻求具体的制度变革,因为“他们不想打破他们想象中可以攀登的阶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阶级阶层中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位置是激进复召师:他们以代表被压迫者利益的姿态出现,但却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方案,他们最终试图通过引导大众走向象征或话语解决方案(如帝国理论工业范围内的消费主义),来恢复资本主义秩序中潜在的叛乱力量。这种对现实问题的虚假解决方案,还能提高这些知识消费货品的小资产阶级生产者的社会地位。
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已经隐约明白,为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攀登社会阶梯,他们需要为知识生产体系提供它要求的东西,特别是反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作为回报,他们将得到他们佯装反对的制度的奉承。如果他们像齐泽克那样狂热地追求社会地位的提升,成为资本的宠儿,他们甚至可能像齐泽克一样,进入《外交政策》(与美国国务院有联系的期刊)的“全球百大思想家”名单。根据这份与美帝国主义发动机有联系的杂志的报道,这位哲学大师关于左派期待的大革命永远不会到来的想法不足为奇:“左派期待的大革命永远不会到来。”
洛苏尔多 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对全球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有着深刻的完整性和谦卑的奉献精神。作为西方的专业知识分子,他没有让自己被客观力量所左右,而是对其知识生产的可能性条件进行了自我批判性的审视。他与各政党和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持续对话无疑促进了这一点。因此,他的作品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主观自由并不是通过忽视决定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客观力量而得到加强的,而恰恰是通过认识到我们的世界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决定因素的制约而得到加强的。这种形式的客观意识形态批判,即对植根于经济基础和全球阶级斗争的客观决定我们个人意识形态的批判,正是他的要求作品所要表达的。那些处于帝国主义核心需要的人要扪心自问,他们对世界的假设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力量——比如帝国主义的深厚历史——的结果,而他们也许故意对这些力量一无所知。